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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

2019/06/09 来源:广西信息港

导读

怎样才能快速治疗痛经月经血块多经期延长怎样减少痛经的疼痛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1)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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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1)

在历史上,“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与法语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本为“众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应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2)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落为“两家争鸣”(胜负已成定局),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直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完全胜出。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和约束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谁都知道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笔者认为“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没收资本之后继续没收知识。其结果是,社会陆续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政治话语占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仅失去说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的自由。当社会被国家机器化,人们变成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螺丝钉。螺丝钉虽然也有大头儿子一样的脑袋,但它并不用来思考。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迷途知返,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虽为世所用,然而他们不必“按需思考”或者“奉旨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在经济市场之后也有了意见市场。

失衡的思想

无论是突破自由底线的极左,还是突破平等底线的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出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3)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中从此湮没无闻。

2006年,笔者在柬埔寨旅行,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至今未愈的破败以及极端年代留下来的创伤。在首都金边,由于电压不稳,上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时常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深受法共《人道报》熏陶的波尔布特,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必须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它生产矛也生产盾。法国有罗伯斯庇尔,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萨特,也有阿隆。法国从来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谁会相信今日法国人真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国民阵线?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与力量。从这方面说,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能够自由组织,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语与法语中,“右”还具有“权利”之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的本质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使民众变得无知无为。

对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早期的人类,站起来行走,头顶星空、脚踩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4)

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行动者--人这一层面。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人始终如一是出发点。

换言之,“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思想如何解放?

有时候,政府会站出来鼓励思想解放。当说,世间万物,论及本性,都是倾向于“解放”或者自由的。比如,婴儿的声啼哭,便是发乎自然而且美好的自由之声。又比如,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把一颗种子埋在瓦砾之下的土里,每天浇水,种子便会从瓦砾之下钻了出来。同样,如果把种子装进坚硬的头盖骨里浇上水,种子会有惊人的力量将头盖骨分开。种子的信念,让我们看到自由生长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自然自发的秩序怎样丰富我们周遭的世界。

思想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自由思想者。不幸的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思想的动力和活力。为什么有人会失去其自然的禀性?显然,这和人的另一个天性有关,即人都有自私或者趋利避害的倾向。如果一个人不但得不到思想自由的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他便有可能会放弃这种禀赋的发挥,宁愿让自己的大脑处于一种“被奴役”或者“抛荒”的状态,让私田长草。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跳蚤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多高。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让跳蚤跳起来会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

过一段时间后,拿掉盖子就会发现,尽管跳蚤还在继续跳,却再也跳不到一米高了,直至结束生命都是如此。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跳蚤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蹦跳的高度,而且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愿与盖子“白头偕老”,不再改变。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将这种“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韦尔奇说,世界是弱者的,因为弱者学会了适应。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适应绝不应该是上述跳蚤式的适应。

由此不难发现,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人一方面自己赶不上时代潮流,客观上也限制了其他不受“虚拟之盖”役使的人们追赶时代潮流。

鉴于虚拟之盖与实体之盖的存在,解放思想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自由思想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解放思想同样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尽管世界上没有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积极地维持心中的光和热,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

其二则表现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正如婴儿生来会啼哭,尽情表达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的“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其所希冀在于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不设禁区。

进一步说,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草色遥看近却无。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当我们回顾自小岗村农民按下血手印以来中国流行与风尚之变迁,亦不难发现,这个社会早已通过其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思想解放”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前面。

(文化责编:小飛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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